

▲2026年2月14日,农历腊月二十七,县城中心附近的马路边还有人在摆摊卖对联,但比十多年前少了许多。(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 摄)
文|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
责任编辑|杜茂林
老同学结婚了,在农历新年到来的前两天。我在朋友圈里刷到了婚礼现场的照片,她在鲜绿的草坪上奔跑,笑容洋溢。一如回忆里那般。
2016年读高二,在山东滨海的一座小县城,我们八人在校午休时同住一个宿舍,彼此成绩相当,性格合拍,下课出行总是两两结伴。关系最要好的那段时间,大家像桃园结义一般,按照出生年月,从老大排到老八。不言姓名,只道姐妹。
那时是快乐的。高二下学期的初夏,图书馆旁边的蔷薇花开得正浓。我和老八逃掉午休,偷偷带着手机去花丛拍照。当天下午,她发在QQ空间的照片就被班主任发现,我俩被齐齐叫去办公室交代问题,上交手机。青春期的叛逆和天真还未褪去,没人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件事成了我们八个人午休前的笑料。
但后来再从日记的碎片里翻找,那也是被高考阴影反复碾过的两年。
“高考大省”威名在外。很多次,我跟后来认识的外省朋友说起,自己一次次梦到高考,梦到被随机安排在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考场上,顶着一颗空白的脑袋,手心出汗、坐立难安,转眼又坐在教室里复读,准备来年再战。醒来,心脏像被一双手久久攥过。
我们那会儿读的是县里最好的高中,以及高中里最好的文科班——“文科特重班”。当然,理科也有一个“特重班”,除此之外,还有四个“理科重点班”。 学校对文科的重视不如理科,从班级设置上就看得出来。
文科冲北大,理科冲清华。这是当时学校、老师和学生们都默认的期待。每年高考放榜,只有这两所学校的录取情况会被印在大红的横幅上,当作喜报昭告天下。但在我们那一届之前,文科已有很多年没人享受到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。
我猜班主任和班长肯定是有野心的。和每一个学习“衡水模式”的学校一样,从高一开始,上午第二节课刚一下课,每个班的学生就要集合去操场上跑操。到了高三那年,学校又加了一条规定,边跑边喊口号。因为喊了太多遍,八年后的今天,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四句:“疾风虽起,我不言弃,×××班,创造奇迹”。
但并非每个人都相信奇迹会发生,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创造奇迹。高一分班前,听说我要选文,教地理的班主任特地把我叫到走廊,劝我考虑学理科,说不定能考上更好的大学。但那时我已一心想去北方某所211读新闻专业。
少年时的憧憬总是鲜少外露,只会当作秘密分享,作为彼此亲近的证明。所以在高考压力还未真正到来的高二,某个阳光灼烈的中午,大家一齐躺在两排上下铺里,共享了各自的理想和人生规划。
后来回想,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个阳光耀眼的正午,我们始终没把彼此当作竞争对手。即便后来高三年级整体搬去老校区,家长们默契地不再安排孩子午休留校;即便日日处在“提升一分,干掉千人”的警示中,听着老师对某个人的夸奖、对另一个人的批评;即便黑板上倒计的日子一天天减少,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排名出炉。
那些刷题刷到迷茫,实在挨不过去的时刻,我会把她们写进日记里,写她们的坚持和优秀,逼自己再坚持一会儿。
奇迹最终没有出现。我们那届,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上了浙大,没人能圆文科班的清北梦。我离那所北方211的录取分数线也还有十万八千里,只好转头去了南方另一所学校读新闻。
八个人各自散去。有人南下,有人北上,有人留在山东。只有一个微信群将彼此串在一起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想我们依旧是亲密无间的。读大学的那四年,每逢春节假期,微信群里还会热闹起来。大家凑时间、排安排,在走亲访友的间隙安排一顿午饭,再去KTV唱上一整个下午,从“风吹雨成花”唱到“你是风儿我是沙”,闹作一团。即便有人因为有事没来,也会在彼此口中被提及、惦念。
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,我不知道。2022年2月7日,六个凑出时间的人一起吃了顿饭,唱了一次歌,拍了几张合照,然后照旧散去。
那年夏天,我大学毕业,第一次真正踏入成年人的世界,为了找份心仪的工作四处搬家。我不知道她们那时正经历着什么。2023年春节,我们没约上。再下一年,也是如此。又一年,群里连询问是否聚会的消息都没了。
这或许就是长大的代价,是时间开出的条件。
我担心这辈子我们大概不会再聚在一起了。在朋友圈刷到结婚照的七个小时前,我恰巧在群里试着询问:“冬天很暖,要不要出来聚聚。”这是个很拙劣的借口。因为从那天开始,山东迎来了为期五天的降温。
作为一个不善于主动维系人际关系的i人,我其实犹豫过要不要发起这次邀请。
发出邀请这天,我约了另一位从初中就很要好的朋友吃饭。高考结束后,我俩都没留在县里,过年成了一年里唯一见面的机会。走回家的路上,我问她,现在还跟哪些高中同学有联系。她掰着指头数了两个。我算其中一个
她说,有一天她在朋友圈刷到高中同桌订婚了。继而半开玩笑半洒脱地说,如果将来真有一天自己要结婚,请来的朋友可能都坐不满一桌。
值得见的人越来越少,年也变得越来越短。人们匆匆相聚,又匆匆离开,地理和生理意义上都是如此。
爷爷去世后,我很少回到农村老家,每次回去也只是住在村子另一头的堂姐家,对村里人来人往的变化浑然不觉。
大年初一的晚上,堂姐带我去亲戚家打牌。走出堂姐家的胡同口,我突然发现,记忆中过年的氛围已全然不见。晚上七点不到,路上看不到放鞭炮的小孩,也看不到走动串门的老人,只剩一点昏暗的路灯光,照着五六只辨不出颜色的野猫。夜静得只能听到鞋子踩在沙土地上的簌簌声。
村里挂着门牌号的民房有近两百家,大大(编者注:堂姐的妈妈)说,里面真正常年有人住的,不到一半。爷爷生前住的老房子那儿,一整条胡同都已经空了。
一年又一年,似乎只有到了这岁末年关,人的离开和留下才变得更加具体可感。
这一年,我和其他七个女孩还是没能全聚在一起。发在群里的消息久久没有回应。其中一个女孩单独告诉我,已经有好几年,她都不回县城过年了。最后,只有我和另一个女孩在正月初三见了面。我们在县里为数不多的商场吃了顿简单的晚餐,然后绕着县城中心一圈又一圈地散步。
这天晚上,在商场和广场的灯光覆盖不及的地方,星星一颗颗明亮可见,一如几天前我在村里看到的那样。
星星四散而闪耀靠谱的配资,我想我们也是。记住这一点已然足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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